他18歲加入中國共產黨,23歲打入閻錫山部,1943年12月被閻錫山迫害犧牲,年僅28歲。他就是黨安在閻錫山心臟里的“眼睛”——樊耕農。
熱血青年《晨光》抗日
“今天的風不是風,是東北三千萬同胞的呼聲;今天的雨不是雨,是東北三千萬同胞的血和淚……”1932年“九一八”事變紀念日,17歲的樊耕農參與組織召開了運城各界人士紀念大會。面對三四千人,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。此前,他就聯系同學發起成立了“運城學生抗敵救國聯合會”,并擔任執行委員,撰寫過不少抗日文章,印刷和張貼過不少革命傳單和標語。
樊耕農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列主義著作、社會科學書籍和進步文學作品,還報名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“社會科學研究會”,并在其中擔任研究股長和《晨光》雜志編輯,刊物每期印數都在1200份以上。這本樊耕農設計封面的雜志反對內戰、抨擊時局,宣揚新興文藝和蘇聯建設,登載過鄧初民的《社會學大綱》和郭真的《哲學入門》等作品。
1933年9月,18歲的樊耕農入了黨,開始了他斗爭的新階段。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,樊耕農和王芷蘅、屈斗三人合作,創辦了《河東日報》。報紙刊載中共中央號召和政府抗戰法令,揭露日軍暴行,報道軍民浴血奮戰的英勇事跡,頗受各界人士歡迎。樊耕農擔任收錄新聞、撰寫社論、編排版面、刻字印刷等繁重工作,每日都工作到深夜。
1938年1月,樊耕農到臨汾閻錫山“民族革命大學”教務處協助杜任之(中共黨員)工作,負責編輯校刊,還幫助杜任之主編了《民大革命叢書》,其中《民族革命戰爭的戰略和政略》《民大綱領解釋》《怎樣做個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》等文章影響深遠,引導不少青年走上了抗日道路。
“眼睛”安在閻錫山心臟里
1939年12月“晉西事變”前后,黨中央任命杜任之為中共晉西特別組組長,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王若飛領導,日常工作由八路軍駐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辦事處主任王世英聯系。樊耕農等3名地下黨員參加了特別小組,協助杜任之工作。
1940年初夏,二戰區總部移駐山西吉縣克難坡,一切軍政大事由閻錫山親自主持的“高干會議”作出決策。由于樊耕農長于寫作,沉著干練,又寫得一手好字,深得執行部領導干部的信任,于是經杜任之運作,調樊耕農擔任執行部辦公室秘書(少將),專門負責“高干會議”的記錄和起草撰寫重要文稿。這一工作,為他給黨中央搜集重要情報提供了便利。
此后,每逢高干會議結束的當天深夜,樊耕農就會將閻錫山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,會議決議,一一寫成情報,交杜任之,再經王世英轉報黨中央。如閻錫山提出的“存在就是真理,需要就是合法”“政治就是指鹿為馬”等投降主義口號,就是黨中央接到樊耕農情報后,在社會上予以公開揭露批判的,對時局發展影響甚大。
1941年春,閻錫山在形式上仿效共產黨,讓干部們編成小組,定期過組織生活。樊耕農被推選為辦公室小組組長,閻錫山就編在這個小組,親自參加組織生活。無論閻錫山平時如何長于戴假面具,但在小組會上,常常不自覺地流露出內心活動和真實觀點。
閻錫山的一舉一動和心理狀態都逃不脫樊耕農的眼睛,他把閻的情況及時轉報黨中央,在我黨對閻錫山的工作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。毛澤東和朱德在一次接見王世英時贊揚道:“你們辦事處的工作做得很好,閻錫山做什么,我們隨時都知道……”王世英也在一次給杜任之送延安報刊時贊揚說:“你們真了不起!我們黨在頑固陣營里筑了一座堡壘;現在,竟把眼睛安在敵人心臟里去了!”
“死亡警告”阻軍閥公開降日
1942年夏初,閻錫山準備公開投降日軍。黨中央立即指示“晉西特別組”:“閻錫山是個軍人,公開投降比汪精衛對民族的危害更大。因此,必須設法阻止閻公開投降。”
為了全面打亂閻錫山回太原向日軍投降的計劃,樊耕農連夜用左右手不同筆體,寫了幾封匿名信,內容是“你當漢奸,你的兒子都會打死你,因為他們不愿當漢奸的后代。”“我們掌握抗日槍,誰要投降就打死誰”等,并將匿名信投進閻錫山的“密報箱”。他又以閻錫山倚重的同志會和政衛團一些人名義寫信警告:“如果你當了漢奸,我們大多數人不僅不會跟你走,還要設法除掉你這條禍根!”迫使閻錫山不敢公開降日。
樊耕農還經常召開秘密會議,向克難坡的進步青年分析抗日形勢,揭露閻錫山準備降日陰謀,從而把二戰區總部內的廣大青年緊緊團結在地下黨組織周圍,為我黨培育了一大批外圍工作人員。
1942年2月,經上級黨組織批準,樊耕農與太岳根據地女干部劉生嵐結婚,樊耕農介紹劉生嵐入黨。結婚時,閻錫山的親信梁某做了證婚人,并在權威報紙刊登了結婚啟事,二戰區黨政軍界高干240余人參加婚禮。
結婚后,劉生嵐積極為黨工作,通過她同閻錫山的五妹子閻慧卿的親密關系,樊耕農搜集傳送了大量情報。夫妻倆的行為遭到一些頑固反動分子的仇視,有人向閻錫山密報樊耕農是“共黨嫌疑分子”。1943年春,樊耕農被調離二戰區總部秘密監禁。在酷刑下,樊耕農堅貞不屈,沒有出賣組織。1943年12月26日,備受折磨、身患重病的樊耕農不幸辭世。